四个多月来，同学们天天都在喊：“学习结束了，我们要告别大上海！”从初夏的五月，喊走了六月黄梅，喊过了七月流火，喊去了一个夏天，一直喊到金风送爽的公历九月。在这期间，黄丽曾经多次来看望我的母亲，每次来都带食品、水果。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他不谈我们继续单独见面的事。我不免心中怀疑：是她发觉我和李文之间“秘密”了？不像！她要发觉了，不外乎表现的两种心态，那就是因为蒙骗了她而产生的恨，产生反感和敌对情绪，或是借故讽刺挖苦、嬉怒笑骂，并与李文拉紧了关系、拉远了距离……可是，一切全在我的意料之外，他对我母亲非常亲切，也非常的尊重，一个月最少来大华厂有两次，遇到公务则往来频繁，但从不空着手来，表现出一个“义女”应尽的孝顺；对于李文，两个人感情尤其笃厚，比亲姐妹还亲；就是对我陈柯，总是那么妩媚得一笑，仍是那么令人陶醉！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不敢奢望什么了，好在不是还有“兄妹”一说么，保持“兄妹”友谊，原是我的初衷，后来随着频繁的接触“感情”也才与日俱增……不意从中冒出了与李文的意外，一下子让我坠入了两难的境地：我与李文终究是偶发的“露水”之缘，并非出自本意，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产生出来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时不能自拔，纯属是天意。何况李文的丈夫，目前是边城厂炙手可热的权威之一，有予夺“生死”的权力，我一个普通职工，怎敢在这儿女情长上与之争衡？因此，李文也预感到这一步，为了能保持我和她这段“地下情缘”，决定放弃与万益群分手的念头，同情和支持我的见解，“保持情感”随遇而安。所以，我和李文的交往，显得非常隐蔽，莫说黄丽无从知晓，就连身边的孔荻、周隽和费小曼她们，也只知道李文宅心仁厚，同情和可怜我陈柯母子，才有如此关心、照应的非常之举。反过来，李文还在暗中多次提醒黄丽，要她和我保持“友谊”。可是，这一切并不奏效，黄丽听后一笑了之，他仍保持与我母亲正常探访，从不懈怠，我也非常感动！不过我内心的羞愧，能是一言两语所能表达出来的么？一天，周隽微笑地对我说：“你妹妹黄丫头有动作了，她来电话约你在周末晚上老地方相见……”我以为这个“周总管”故意安慰我、让我开心？一再证实不是玩笑话，心中暗自高兴，外表上却装着无所谓。因为她是当着李文的面转告我的，我又岂敢得意忘形？当时，李文也真心诚意鼓励我，要我抓住机遇、坦诚相待。当我周末晚上约会回来后，李文和周隽见我面无表情、精神萎靡不振时，暗下里一再追问，我只好和盘托出，并拿出一页信纸交给李文。李文接信一看，原来是黄丽的母亲黄医师的笔迹，字里行间夸赞我陈柯是个正人君子，视黄丽为亲妹妹；亦让她的“丽儿”视我母为“亲母”，所谓“双陈”合一，建立起超凡的“兄妹”之情；并希望在入疆路过南京的时候，两位“母亲”得以面晤幸甚……我还告诉她们俩：在公园里，黄丽以真挚的兄妹之情、礼接待了我，希望我俩之间永葆“兄妹之情”。一句话，往日的“情梦”结束了，梦醒之后，一切如常。李文和周隽似乎在为我惋惜，李文还一再劝慰我不要气馁，要努力争取，未来的路长着呢。周隽则笑慰我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努力攀登，喜马拉雅山峰，将会在陈兄的足下生辉。”我自知自己的能耐，还是用一句老话来自我安慰：“随遇而安”罢了！我像在似梦非梦的状态之下，熬过了两三个月的混沌生活。

办事处老杨同志，一连接到新疆边城厂部的几次催促令。当王主任于五月初先行返疆的那天起，原决定在九月份所有人员离沪入疆，哪知王主任一回到边城厂，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新疆来了第一道指令，要求所有人员能在八月份离沪最好。据说，边城厂建形势迫切，能够越提前入疆越好！这可把老杨同志急坏了，全市十一家代培厂的工作程序必须打乱，提前终止一切协议。看起来，其他十家代培厂还没有什么大碍，唯独大华厂的情况非常棘手，因为有两件事，彻底延误了边城厂部决定在八月份让全体人员离沪入疆的指令。到底有哪两件棘手的事情呢？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

先说事情的第一个面：大华厂洗毛车间第二条洗毛机生产线的安装工程，从三月份开始起，原计划在三个月内完成，最迟也要在六月底、七月初投入生产。不料，大华厂厂部接到市主管局的指示，抽调大华厂洗毛车间保全组的顶梁柱——大黄师傅去青海支援一个月，确保国家一项重点毛纺工程、青海厂按时上马投产。大华厂党委二话没说，服从上级的指令，同意大黄师傅临时调出，无偿支援兄弟厂早日投产。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大黄师傅刚刚走，新生产线组装工程中赖以全盘指导的老黄师傅，因年龄大、任务重、性子急、劳累过度，加上天气闷热，车间温度又高，老人家吃不消了，竟然一病不起，住进医院一个多月，把个新生产线安装工程任务，无可奈何地一手甩给了初出茅庐、担纲组装的青年工人袁平，事情的发展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往常，安装任务有大黄师傅坐镇，老黄师傅时不时亲临现场指导，袁平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安装工程一直在稳步前进。可是，当两位黄师傅一离开，所谓担纲组装的袁平，失去了主心骨，这毕竟是全厂百年大计重点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不仅关系今后的生产效益，还关系到“安全生产”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来，袁平终究心中无底，有点手忙脚乱，成了个独木难支的“大忙人”！因为老姜师傅一直在原生产线上负责，确保机械正常运转而分不开身；厂部领导总不能放弃现有的生产任务而使其停产，让老姜师傅到新生产线上支援尚处在离生产还遥遥无期的安装工程中来吧，那不是“捉虱子”、“养虮子”吗？至于韦师傅，他本来就是一位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卡”师傅一个，分工受命负责钳工活计，为新生产线工程做好后勤工作，心中本就一直不舒畅，尽管他不时到安装现场来，那是他在实地观察、学习，不是来当参谋，更不是来指挥的。两位黄师傅一离开，所谓走的走、病的病，他就没有再到安装现场来的必要了。难道他还能为这个抢了他担纲组装任务的师侄抬轿子、吹喇叭？落得他退居在钳工班充当名副其实的“二线”人物，来个隔岸观火、清闲自在；因为“钳工班”是全厂机械维修共有的，不属洗毛保全组领导。话也说回来，干洗毛保全工作，他韦师傅是个“半路出家”的人，对新生产线安装工程，也担当不起参谋和指挥。这一来，难苦了袁平和我们这些徒弟！

看起来，新生产线安装工程上，每天有五六个人，忙得不亦乐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大徒弟带小徒弟、老徒弟带新徒弟，一群徒弟大会战。大伙儿尽忙一些例如：安装洗毛槽上的齿耙、打磨洗毛槽内壁、揩抹烘房等无关痛痒的小活计。关于调节压水罗拉、安装洗毛槽等技术性很强的活，袁平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这毕竟是真正关系到洗毛机生产、运转的百年大计！直到七月底，大黄师傅载誉扫来，而老黄师傅的病，也有很大起色，新生产线安装工程又重新上马。无形中，将安装期向后延长了一个多月，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才算正式竣工试车。

至于第二个面：也就是如何决定抽调一名师资人才支援新疆边城毛纺织厂的事情。据说，我们边城厂在王主任还没离开上海时，就和老杨同志与大华厂部多次联系，大华厂必须派一位技术全面的洗毛保全师傅，到新疆边城援助厂建工程。时间大约两年，等到边城厂洗毛车间一切生产线路正常运转无误，方才能返回上海。老黄师傅是全大华厂的技术权威，又是大病刚愈，不宜外出援助；大黄师傅是大华厂的技术精英，是洗毛车间的灵魂，上次临时外援一个多月，新生产线安装工程，也活生生的停顿了一个多月；等他一回来，安装进度就直线上升。大华厂领导怎么也不会将决定生产命运的技术精英输出援建两年，那样，大华厂洗毛车间的机械运转，不是要全面崩溃？

说起韦师傅，前面也多次讲了，他原本是“普钳”出身，要是以钳工技术去支援，那真是两个哑巴睡一头——没话说。可是对于“普钳”人才来说，稍具规模的生产厂家，多得可以说是动把抓。而新建的边城毛纺织厂，缺的就是“洗毛保全”这一稀有的特殊工种，尤其是技术指导人才；像韦师傅这样二半吊子的“保全”师傅，就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将好，韦师傅也没有这方面的“援建”兴趣，他的兴趣正盯在洗毛车间党支部即将改选上！韦师傅他可是全车间党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这次党支部改选，支部书记的位置非韦师傅莫属了！何况，上海是全国工业经济的“龙头”，党中央非常重视，下大力气作重点扶持。不说别的，就说人民生活中最关键的“吃饭”问题，当时全国性“大饥荒”，安徽和苏北等地更是万分危急！上自党中央，下至全国城、乡最基层人民大众，人人都在勒紧裤袋闯难关。唯有大上海，为了保住这工业经济的“龙头”，全国人民在勒紧裤袋的同时，还要无私援助大上海，让上海一千多万人民，确保基本口粮供应不动摇；而且对重点和特殊工业，还要再加上“特殊”的扶持。信不信由你，单凭我们这些从南京来的代培生，就深有体会，在粮食供应上面，上海是全国的“天堂”。这位聪明的韦师傅，他是不会轻易决定远离上海的。再说，他确也没有实力担任这一“援建”任务而做出他自认为“违反常规”的举动，这也不是这位正欲步入锦绣前程的韦师傅所为！这一“援建”任务，很自然地落在这位年将六旬的老姜师傅的头上了，他将要到新疆边城毛纺织厂的洗毛车间挑“大梁”去了！

老姜师傅今年五十九岁，体态微胖，有高血压病史。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可以有理由不同意入疆“援建”的，但在“援疆”的讨论会上，车间党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的韦师傅，一番独到的见解，就把这位“大师伯”送上了援疆的漫漫征途。韦师傅认为，老师伯入疆援建有三大好处：其一是人的年龄虽然偏高些，但保全技术全面，装修经验丰富，援疆任务光荣，两年后胜利归来，功成名就，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二是，新疆是祖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风光带，姜师伯一生勤勤恳恳，埋头工作几十年，连大上海也没有迈出去过，难得有这个观光的好机会，把“少年人不出门是废人，老年人不出门是贵人”的历史颠倒过来纠正一下，去领略祖国边疆的大好河山，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至于第三，听党的话，进一步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真正做到干到老、学到老，创立新功，彻底改写个人历史……他的潜台词就是：加强思想改造，争取即早摘掉当年“右倾”思想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