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节,我和母亲是在上海大华毛纺织厂度过的。
除夕的前一天,母亲突然独自来沪,我在思想上毫无准备,一时显得惊慌失措!并非是我抱怨母亲不告而来,母子团聚,用李文同志的话说,是“好事一件”,怎么能说出这“抱怨”二字呢?说到其中缘由的,还是在于“经济”问题上。说起来我虽然是个学徒工,但享受的是“职工”待遇,每月工资37元,寄给二位母亲是20元,余下的留作自己的生活费用。按理说,我每月尚余17元人民币,要比起徒工待遇,每月14元钱,还要高出3元。从数额上看,应该还算是宽裕的,其实并非如此!两位老人每人每月10元钱的生活费用,在南京这样的消费城市里,确实相当艰苦!我能忍心让两位老人每天靠喝稀饭、吃萝卜响过日子吗?譬如,逢端午、中秋以及今年春节前,除了多寄几元之外,还要买些应时的食品、物件寄回去,或是请回宁探亲的同学们顺便捎回去,以作为两位老人的生活补贴。所以,我每月的生活费用只能压缩在十元上下,其中吃饭就得要七到八元,尚有二到三元的余资,只能分期买点牙刷、牙膏、肥皂、毛巾以及手纸之类的零碎物品;洗澡不用花钱,厂里有浴室,除了节日放假,几乎天天开放。但理发是自己开支,每月不少于一次;即或想买一双短袜、一双布鞋,还得要咬咬牙、挣一挣,更不用说添置衣物了。想起来也真惭愧,这大半年来,多亏有情有义的黄丽,不知为什么,竟和当年方凝玉一样,她错看了我陈柯,一颗芳心竟然钟情在我这个又穷、又酸、又是离异、又很年长的人身上,凭一股少女的激情,钟爱我、怜悯我,为我添置了不少衣、物,差一点害的她丧名失誉、几近崩溃。目前我们双方将情感暗暗的转入“地下”,但是,对于我这个有过“婚史”的人来说,总感到有一股愧疚之心难以抚平。如今,母亲又突然来沪,正逢春节年关,手头上毫无积蓄,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幸而又有好心的李文,暗中伸出友谊之手,在这大半年里,从思想政治,到经济生活,她是那么对我精心关注,单就经济而言,也说得上是全力支援;就说眼前,不仅为我安顿好老母亲的食、宿问题,在大华厂与办事处之间,一路打通关节,为我说尽了好话,确保我母亲安居下来,使我感激不已!这铭刻肺腑的情谊,与黄丽不相上下,成为我的又一个异性挚友。
由于李文性格稳健,不苟言笑,对任何事做完后都不喜欢张扬。她对我的支持,尤其是经济上的事,历次都是在暗中进行,从不为他人知。连与她朝夕相处的小姐妹们,譬如孔荻、周隽、费小曼等人,她们只知道李文热心待人,关于在经济上支援我的事,除了那块人人皆知的“上海表”,其他方面一无所知。即或是聪敏过人的孔荻,也没有半点发觉。李文一手安顿好我的母亲后,又暗地里塞给我二十元钱,彻底解除我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这二十元钱,超过我半个月的全额工资,也是她李文一个多月的徒工工资收入。尽管我知道这些钱是她来自新疆的、一个不署真名的人的”外援“,我还真是再三推辞,并提醒她把包括对我的故友蔡小娟多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我的身上多次花费与支援,我尚且一文都不曾奉还,怎么好再三接受?李文微愠地说道:“我不是有心要拉拢你、收买你,你有困难,作为同乡、同事和好朋友,我有这个能力不能坐视不管!如果你有顾虑,不妨还像上次那样,算是我借给你的,等你将来经济情况好转了,再统统还给我行吗?你总不能拒友谊于千里之外,何苦呢?”我满怀不安地说:“你也是学员,还是徒工工资,我也知道你每月有外界援助,那毕竟是你自己的事,我若是无故的花费了,于心何安?”
“你又何以不安?”李文在宿舍里背着我母亲,轻声而又风趣地说:“我每月三、四十元的外界援助,你不要见笑,这是一些不义之财,反正我暂时不想用它。支援你,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就心安理得的用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这‘不义’之财的来龙去脉,明白了吗?”说罢,她的嘴角微微牵动,掩盖不了她那无奈与苦涩地一笑。
事已至此,我也不便细问,只好心存感激之情。除夕的上午,凡是有演出任务的同学们,全都集中在工会活动室再次排练。中午快到了,有人说,职工食堂门前贴出“公告”:中午提前在十一点进行午餐;因放假,除夕的晚餐,如代培人员和仍在上班工作的职工,允许每人多打一份饭菜。从大年初一起,食堂职工分班轮流值日,一日三餐供应上述人员的饭菜;初四恢复正常业务。
李文在孔荻的倡议下,与周隽、费小曼等一合计,连同乔西娅她们,中午各人多打一份饭菜,提前送回宿舍,等演出结束后,晚上在宿舍里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集体小“会餐”,借以欢度除夕之夜。徐放和张扬等众男生也纷纷效仿,尤其是徐放和张扬,主张脱离男生集体,将自己的饭菜特地送到四楼女生宿舍里,厚着脸皮要和女同胞们共度除夕之夜。孔荻在先不同意,她怕徐放得寸进尺,扰乱了女孩子的清幽,她也有连带责任。但是,由于李文的默许和周隽、费小曼等人的支持,总算把她们俩收容下来。徐放和张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口一个“文姐万岁!”
我把母亲无形中托付给了李文,李文也不动声色的全都应承下来。除夕晚上,我和母亲在女生宿舍就餐,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母亲喜欢得合不拢嘴。大伙一致决定,让我老母亲过一个特殊而又温馨的他乡除夕之夜。对于下午的演出来说,已到了“万事俱备,只等登台”的时候了。下午一时,天色阴沉沉的,像要下雨的样子。在厂工会的主持下,凡是有演出节目的人,包括厂方和代培人员,分成前后两批,一律提前在大礼堂后台集中,该温习的温习,该化妆的化妆,大伙忙得不亦乐乎。厂方自家安排的节目,自不必说,早已是一级备战;而我们代培人员的化妆,可就难为她孔荻了!原来孔荻在南京时,曾在区文化馆工作过,学会了为演出人员化妆的艺术。十个节目所有人的化妆,都是出自她那双灵巧的手,包括少数民族十名女学员。其中真正让孔荻费心的,还是我和李文演出的“小放牛”!因为演“小放牛”要化戏剧妆,还要不失现代感。就是说,不要过分浓妆,和现实生活太脱节了不好;也不能过于淡化,又会失去艺术感染力;要求中性描绘,方才大方得体。孔荻她还真有一手,对于李文的化妆,调动了她小辣椒全部艺术天赋,尽心尽意地将一张本来已经十分美丽的面容,经过她浓淡适宜的粉饰后,嗨!那个美呀,真是绝顶了!至于对我的化妆,在她认为是男性,不需要那么夸张地美化,反而会失真,所以,她也就不那么尽力了。
“小放牛”需要穿的戏剧装,当然还是厂工会的。大华厂不愧为沪上毛纺织业的一家大厂,不仅生产规模第一,连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很活跃!厂工会积极备置了不少各式的服装、道具,几乎一应俱全。他们上下权衡、统一调度,同意我们代培生的十个节目,放在最前面,力争一气呵成,有个整体美感。这样一来,我们的“小放牛”有救了,服装让我们先用,不必等厂方演出后再抢时间拿回来穿时出现那种匆忙而焦急地等待了。
下午一点半钟,能容纳五六百人的大礼堂里,被全厂职工挤了个满满当当。一来是一年一度的除夕,理应欢乐喜庆;二来又是到用上班时间,全厂干部、职工,除了保卫人员,几乎无一缺席。是呀,放着现成的文艺节目不看,那才叫呆呢!一点半钟准时,在厂工会的主持下,厂长和党委书记按例先后讲话,时间加起来不过二十分钟。两点整,演出正式进行。舞台上绛红色的大幕拉开,不知为了什么,墨绿色的二道幕没有用,是时间的关系,还是嫌繁琐懒得用,不得而知;第三道是天蓝色的大幕也随之徐徐展开。舞台背景是一幅宽大的银幕,在幻灯和特制的“追光灯”的配备和映衬下,银幕上出现了晴朗的天空,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一片蓝蓝的海水,在红日下面微微的波动。一幅雄伟而壮丽的画面,展现在台下观众们面前,顿时,令人们精神振奋、耳目一新!
第一个节目,是我们代培生的大合唱,演出人员一律身穿灰色棉制服,男女统一着装。真像当年新四军的装束,威武雄壮而又别开生面!四十名男女青年分别站成三排,由小辣椒孔荻报幕兼领唱,周隽背对观众居中当指挥,费小曼手风琴伴奏,一曲“东方红”高亢激昂,在整个大礼堂绕梁盘旋,人心激荡!我和李文没有参加大合唱演出,因为我们已经化好了戏剧妆,李文又不是从南京来的,故而没有参加。四十名男女青年,一式来自南京,南京人的语音,尽管力求接近普通话,但地方色调,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当时,南京人的“儿韵”尾腔,充分表现出南京人的风貌,这在上海人的耳里,听起来倒也新鲜别致;第二首“歌唱祖国”,当歌声一停,大礼堂里掀起一阵猛烈的掌声,持续了一两分钟!
接下来是独奏、独唱、独舞交叉进行,孔荻和徐放,仍然身穿棉制服,把个双人舞跳的出神入化、珠联璧合,一会儿“探戈”,一会儿“华尔兹”,一招一式,令人称羡!这可难为了费小曼,手风琴伴奏没有娴熟的技艺,是领不下这份任务的!
十名维族姑娘,裙裾飘摇、婀娜多姿,那整齐划一的舞步和起伏旋转的舞姿,在乔西娅的领舞下,又是一番风韵,把人们带进了祖国西部边陲、那多姿多彩的美妙之乡……
徐放和张扬用南京白话主演的相声:“歪批三国”,又让上海人品评一下南京方言的独到之处。他们俩和相声台词一样,吸引了全场观众,能听懂南京话的上海师傅们,一个个笑的泪花闪闪、前仰后合。
我和李文的“小放牛”放在最后的第十位,一出压轴的古装戏剧型“双人舞”。我俩在周隽那悠扬跌宕的笛子声中翩翩出场,古装古貌打扮,双双手执牧鞭,跑个圆场,汇聚在舞台中央,一个造型亮相,李文那艳丽的容貌、优美的舞姿,震撼了全场,尚未开腔,掌声像暴风雨一般,铺天盖地、振奋人心!
其实,舞剧“小放牛”不太着重台词内容的精湛与隽永,而是把重点放在舞蹈动作和行腔运转上,所以叫“小舞剧”。我将旧有的民间台词稍加变更,不敢过于雕琢,以防文不对题。然而,那抑扬顿挫的音韵和委婉明快的唱腔,在那嘹亮、清扬的笛子声中,真有一股如诗如画的诱人之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配合演出的,在全场大几百双眼睛的监视下,像喝醉了酒似的,是那么机械、拘谨地凭个人的一点感觉在艰难中伴舞,犹如置身于云雾之中,不知所以……等到全曲终了,虽然是在隆冬季节,我已被惊恐与焦急压迫地虚汗涔涔、湿透内衣!在又一阵猛烈的掌声中,我陪着李文一连三次谢幕,观众意犹未尽……在厂工会舞台监督的一再努力下,方才放下了绛红色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