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演“小放牛”，这是一出名正言顺的小歌舞剧，要求一对身着古装的青年男女，双双手执“牧鞭”，边歌边舞，并有一定的舞蹈程式；歌词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女方首先主动问男方四句，男方也必须以四句对答，用以一种欢乐、嬉戏的形象为主。双方问答的内容，要与剧情发展相吻合，力求词语流畅、寓意深邃，还要切题、合韵、工整对仗。在会上，既然李文要我负责填词，无非是结合当前的政治、技术学习和身份环境，要力求即景生情罢了。看来，我的任务并不太难，而是李文负责的舞蹈程式倒令人头痛！因为随着地区的差异和风土人情的变幻，真所谓莫衷一是。同样都是苏北大平原，说正确点，也是密布沼泽的水网地区，语言上的区别和风格上的迥异，对“小放牛”在地区之间的歌舞程式，没有统一的定数。我家是属淮宝地区，李文的家是属盐阜地区，两地虽然毗连，但淮宝地区的腔韵、舞姿比较刚劲、粗犷；而李文的盐阜地区，则显得柔和、优美，要想在短时间里求得统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几天，我和李文一下班，天事不管，第一是背词、对白；第二是绸缪、共舞，力求边统一、边修饰，在修饰中求统一，于统一后再修饰，闹得头晕眼花、疲惫无力。到职工食堂吃晚饭时，大伙一会合，相互打听各自的节目筹备情况，人家个个都很轻松自如，没有丝毫紧迫感。原因是独舞、独唱、独奏，大多是本人一个人的事，独往独来，无需磨合；就说“维族舞”吧，像乔西娅她们一个个能歌善舞的维族姑娘都有娴熟的舞技，用不着多排练，随叫随到，翩翩起舞，犹如天花绽放、自然得体；再说徐放和孔荻，两个人是一对天生的舞迷，什么慢三、快四、探戈、华尔兹，都已成竹在胸、得心应手，何需朝夕刻苦多练？哪怕临时上台，就像在今年中秋节即兴拉起的晚会上，两个人一搭上手、便踢踏起舞；倒是用南京白话“歪批三国”的相声，让徐放和张扬也花了一些功夫！不过，他俩是把精力放在各自的“台词”上，背台词不必两个人粘在一起，默读、朗诵全靠自己个人自觉。台词背熟了，找个机会实地训练几次即可。这一来，倒让徐放和张扬这一对暗中的“情敌”反而融洽了关系，所谓一切以“大联欢”为重点，个人的小恩小怨，也都暂时“搁浅”了！至于大合唱，就更容易了，无非是“东方红”以及“歌唱祖国”等耳熟能详的几首革命歌曲，上台前两天拉起来排练一下也能成，简直是便当来兮！说到底，最难统一、最不易排练、也最令人头痛的，还是我们的“小放牛”！

奇怪，几次排练下来，我这个当年的“导演”，竟成了不及格的“笨牛”。经过若干个回合，总算把我这个不正规、欠水准的舞姿稍有更正，但总不尽如人意，不是动作快了、硬了，就是相互距离远了、散了。是呀，“小放牛”是一出处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的戏，表演时，男女双方要面带甜蜜的微笑，要含情脉脉、要爱意缠绵。我是个已婚多年，生活上走了不少弯路，备尝人间辛酸的人，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故作儿女风情？再说，人家李文是一位出类拔萃、能文能武、赶超时代的年轻女子，我还能像五年前那样的放肆、那样无所顾忌地纵情表演吗？何况，近来与黄丽往来频繁，万一再陷入另一个“泥淖”之中，我陈柯对得起谁，还能有药可救吗？怎奈指责与任务迫在眉睫，容不得我有丝毫退让。加之李文全身心投入训练，迫使我义无反顾，只有放下一切思想包袱，竭尽全力、拼杀到底了！

回想起那天在五楼由郝刚主持召开的动员会散后，已是中午十点多钟。同学们随着郝刚纷纷涌下楼去，包括张扬、徐放，似乎都和郝刚拉近了距离。据说他们也没来得及回自己的宿舍，径直去厂职工食堂吃午饭，饭后也没把尚有半个星期天放在心上。要是在往常，张扬和徐放各揣心思，早就单独或捉对子逛马路去了，可是这一个下午，两个人又回到宿舍，由徐放拿出相声底本，认真琢磨起“歪批三国”，直到再吃晚饭，还在边吃、边谈着相声的奥秘。周隽在临散会时，有心想聊一聊黄丽手帕的事，眼看我和李文正在磨磨蹭蹭地商谈“小放牛”的事，也就作罢，拉过孔荻和费小曼随大伙先走了。这位善作“和事佬”的周“总管”，总是那么古道热肠、一心为朋友着想。本来孔荻和费小曼也有话要和李文商量的，看情形为了不打扰我和李文的“商谈”，也只好随着周隽先走了。其实，我是有意识缠住李文，是为了蔡小娟来信的事。眼看空荡荡的五楼会场上，只剩下我和李文两个，便急忙掏出小蔡的来信要递给李文。李文已猜透了我的心思，并不急于接信，而是冷冷地说：“这信明是写给我的，实是写给你的，你又何必急于将信还给我？”见我为难得愣在一旁，也就缓和了口气说：“不是我说话不在理，你这位蔡小妹，也太自不量力而想入非非了！当初误听哥嫂的话，把自己当‘赌债’还，嫁给那个二胡，也许她当时幼稚，也就罢了。既然婚姻不美满，想离婚，又不敢。最终‘出走’，以为一走了之，没把国家法律放在心上。二胡作为合法丈夫，千里迢迢寻到江西，她大可以倚靠地方政府，说明实情，大刀阔斧地向二胡提出离婚要求。求得合法支持才对。可惜她没有这个勇气与策略，还想继续出逃。在一无钱、二无援的情况下，对所谓新疆边城在哪里，她还一无所知，居然想要盲目流浪，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当初出走去江西，尚有杨四毛穿针引线，加上上海什么不成文的某单位资方经理作为内援，出走才算成功；这次又想去新疆，又是谁在‘内援’？其中是你还是我？不要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和义务，继续协助她外逃，单从当前党和国家的法律、法令而言，我们也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

李文的话说的句句在理，我本无言以对，其实从内心赞成她这种说法。不过，与蔡小娟当年的友谊仍历历在目，既然她来信求援，常言说得好：没有钱、也该有言吧？能为她出谋划策、想出些救急的点子，也未尝不是个办法。因囿于自己缺乏能耐，只是嗫嚅地说：“我和你想法一样，希望她能求得所在地政府部门的法律援助，通过合法手续求得离婚。不过，我们不妨给她拿拿主意，出点招数。”

“能拿什么主意、出什么招数？”李文的语气听起来柔和，实质是柔中寓刚，字字落地有声，句句扣人心弦！她说：“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凡是我们为她出什么点子、招数，让她按照我们的思路进行下去，到头来，有可能不仅救不了她，反而会形成一道道无形的绞索，在冥冥中套在你我的脖子上，与她一同殉葬！”她见我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便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有三四张、写满字迹的信纸，隔着台球桌掷在我的面前说：“这是我昨晚自作主张、连夜写成的回信，你先看一看，不过我是以你的名义、按你的口气写的。我不是推卸责任，或不敢担负责任，这件事实在与我无关！其实我自己尚处在……”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说：“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又怎能忍心不闻不问呢？我是一心从规劝着手，要她全力依靠当地政府，能彻底解决离婚更好；万一不能，还是速回上海，另求解脱之路，这是上策；在江西就地与二胡周旋，所谓‘天高皇帝远’，只要不与二胡觌面，采用游击战术拖延时日，或可寻到一点出路或希望，这是中策；盲目去新疆什么地方，那可是下下之策；至于经济援助，我是推诚布公地说了，我们其实都是徒工，每月14元生活费，只能维持个人生活；我也说到你陈柯，虽然每月有37元工资收入，家有二位高堂，尚在南京等候赡养。余下的钱，还不及一个徒工的工资收入，生活上勉强维持，谈不上有什么积蓄，更不可能‘援助’了，望她不要嗔怪，劝他好自为之吧！”

李文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上！我也曾想到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写好这封回信的，居然写得这么具体、完备。虽然我还不曾看过这封回信，总感到在措辞上似乎“硬”了一点，在“声援”上又似乎少了些什么。好一个李文，她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也就用平和的语气又说：“你就放心吧，她小蔡既然身处‘难’中，我也不是个不通情理的冷血动物，哪能没有一点同情之心？我在回信上的话，读起来是有点刺耳，那也是针对她的病源、对症下药的。她的‘病’就必须猛击一掌让她清醒、清醒……当然，关心到位，也是重要的。我决定寄给她三十元钱，作为她在躲二胡期间的生活补贴也好，让她用在回上海的路费也罢，这个主由她自己去决定好了。如果她能用之得当，将来我们还能算是朋友；反之，只能算着‘分手’的最后一次费用开支而已。”

不等李文说完，我又犯难了！这三十元的援助资金，也是你李文同志两个多月不吃不用的全部工资啊？就算你暗地里有什么外援或是积蓄，对我陈柯而言，于情于理我都说不过去！我作为一个当事人，难道一点责任也不尽吗？我正欲出言相劝，免寄这笔援资时，李文已看透了我的心思，一边扬手阻止我的发言，一边又用手关节扣着桌面，不耐烦似地说：“不要婆婆妈妈的好不好？这封回信你看还是不看？不看也好，免得你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真不像个男子汉。那好，下午我来把信和钱一同寄出去，她的来信还是由我来收藏吧。也许有朝一日还能用得上。你就先到厂里吃午饭，下午两点，我们在工会活动室相见，共同研究一份‘小放牛’的演出方案。希望你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演出中去，要心无旁骛，要专心致志，懂吗？”她说罢，顺手拾起桌上的信纸，包括蔡小娟的来信，不再征求我的意见；因为即或征求了，谅想我也说不出个什么新的见解来，并示意我随她一同下楼。

这时的我，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她李文的感激呢？我拘谨、木讷地尾随着李文向楼下走去，笨拙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李文也似乎明白我的心情，她仍是那么平常的、自然的、冷静的神态，庄重而没有半点矜持，温文而全无一丝“德色”，不即不离，同步下楼，一切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