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了，一时竟忘了分寸，顺手一把捂住黄丽的嘴，不让她再说下去。却被她一抬手打开，仍在放肆的笑！我知道在她的笑声中间夹着另一种醋意！这时，引得车上的乘客，好奇地盯着我们看。我怕乘客们有过多的误会，便从衬衫的插袋里又掏出两张五元的人民币，又从右边裤子的口袋里掏出那块上海表，全都塞在黄丽的手中，低声说：“什么时候了，还拿人家开玩笑！这是昨晚在赏月文艺晚会之后，李文同志在一楼的平台上和我说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话，人家把我批评的头头是道。末了，她还借给我十元钱，并说是无限期的借款。这手表她也不肯收回，要我大胆的戴。我把这些事一并告诉，让你笑个够！”

黄丽见我真的发急了，知道我对她是一片真诚，也就忍住笑，把信、便条、钱和手表捧在手里掂了一掂，又想了一想，若有所思似的说：“这位文姐大人，下一步她要干什么？难道她想到了经济渗透？看来，还真是个好手段。”我见她在自言自语，听话意，我敢说她是在吃李文的“醋”！这怎么得了！为了分散她的思路，我故意将话题岔开：“今晚有这么多人去西郊公园，这西郊我们还能去吗？”

“能，怎么不能？”黄丽是个非常豁达开朗的女孩子。在任何情况下，她总是那么拿得起、放得下；总是那么自然潇洒、不留痕迹！她仍然微笑地说：“他们看他们的友谊赛，我们赏我们的西郊月，两下不搭界；再说，友谊赛六点左右就会结束，就算授奖还要花点时间，无非是领导们讲几句话，参观的人听不听自便。当我们到了那里，说不定参观的人群已快散尽了，与我们赏月有什么妨碍……这十元钱，你还是收下，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也是人家的一份关爱！至于这块手表，我知道你戴上它怕惹人现眼！这也没什么，今晚你不妨先戴上，正好当着‘道具’先用一用；今后你可以不时的、断断续续地戴一戴亮亮相。时间久了，人们的目标也就逐渐分散了，那就勇敢地戴下去。至于文姐的这份人情嘛，我们今后带着还就是了。”就着车上的灯光，她不经意似地瞄了我一眼，见我半慌恐、半羞赧地点头默应，接着又说：“这信和便条先放在我这儿，我还想研究、研究。”她把信和便条插进劳动布夹克的插袋里，将两张五元的钞票折叠好仍塞在我的衬衫口袋里，并将手表替我轻轻地戴上。我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俯首帖耳地听她安排，内心涌起一阵阵敬爱之情，比起昨晚对待李文的关爱和情意，不知高出了多少倍！这时，当她做好了一切，随着车身前进的波动，亲切而深情地说：“知道吗，西郊公园地广景稀，三五百人分散在里面，保准你一个也找不着；何况又是在月光之下，即或双方碰个面对面，只要能稳住自己，沉着应付，对方一下子也不会认得清楚的！”说着，她打开了那只深蓝色手提布袋，从中拿出一顶乳白色轻便型博士帽，故意向我眨巴下眼，把嘴套着我的耳朵说：“我早就料到了，特意为你化化妆！”

这时，汽车缓缓停下，售票员告诉乘客：“终点站到咯。”既然是终点站，意味着西郊公园已经到了。黄丽拉着我下了车，就把我往灯光暗处拖，并且低声说：“这儿人多眼杂，弄不好有大华厂的人，看完了友谊赛又急着往市区家里赶，我们还是注意点儿好，免得被人家逮个正着。”于是，她就着暗淡的灯光，将博士帽戴在我的头上；又从蓝布袋子里掏出一只眼镜盒，打开，拿出一副黑镶边的平光眼镜，也替我戴上，并在眼镜盒的底层，从拭镜布下面又拿出一件东西，我觑起眼一看，傻眼了！这不是那天晚上在白渡桥茶社、蔡小娟戴的假胡子吗？她不容我分说，又掏出一小瓶胶水，在假胡子的反面那层薄膜上均匀的涂一涂，要我抿着嘴，由她认真地在我的上唇轻轻一点。接着，她便把我又拉到灯光明亮的地方，左右端详了一会，两掌一合，开心地说：“像，像极了！我比你那位蔡家的小表妹化妆技术还要高。”

这时候，我就像个临场快要登台的“演员”了，任凭化妆师对我如何摆弄，心里还是乐滋滋的。既已来到这里，又怕遇见熟人，能化妆一下，又有什么不可？好在是晚上，一会在月光下谁又能看得仔细？这也叫逢场作戏，于是就顺口问一声：“你说像，我像谁？”

“像我那位在北京工作的大表哥！”灯光下，黄丽开心地说：“这身材、这容貌，真真的不差分毫。就是胡子太密了，又太黑了一点儿，不过，还行，要不然，你就做我的表叔吧！”又觉得让我做她的“表叔”，在辈分上有点吃亏了，最后，还是决定要我做她“大表哥”的好。只可惜这里没有镜子，看不到我被化妆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事情玩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只好硬着头皮顺从她的意思，两个人来到公园的大门前，大门开着，不时有人从内里走出来，但不见有人进去。此时我倒有点心慌，怕被公园管理人员看出破绽，把我当“特务”抓起来就冤了！还是靠八面玲珑的黄丽，上前问那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的管理人员，一打听，坏了！原来西郊公园是免费参观，还不用买门票；等以后景点建设齐全，设备完善后再定门票的价格。园内有马戏、杂技表演时例外，因为是郊区，每天晚上六时半，公园内就开始清场，只准出、不准进。这两天因有“摔跤友谊赛”，才勉强延长至九时，但在七时半，就停止游人进去了。我就着灯光抬手看下表，虽然才七点一刻，当然是只准出、不准进了。这时，有不少看“友谊赛”的人，三三两两地从公园内出来，还有一些人为了及早赶回家，一出公园大门，就往汽车站上跑。

灯光下，我悄声问黄丽：“怎么办？”她瞅我一眼，扭转头，指着东方刚升起的一轮银盆似的明月，俏皮地说：“月亮姐姐刚露脸，哪有不寒暄几句、盘桓一会儿就不告而别的？如此离九点还有将近两个小时呢，既来之，则安之。只要能混进去，什么时候出来，那就要看我们俩的高兴劲了！来，你看我的。”说着，为了抢时间，她竟然大模大样的找上那个像是头头模样、戴着红袖章的门卫负责人，用上海话嘀咕一会，我也听不清他们嘀咕些什么。灯光下，只见那个像头头的管理员，非常客气地将黄丽和我朝公园里让。狡猾的黄丽，还向在场的其他几个年轻的管理人员一一握手，使出一派正儿八经的“外交”手段，便提着布袋，笑嘻嘻地挎着我的左臂，大大方方的步入公园。这时，我也只好硬起头皮配合黄丽的行动，形态上略显一点矜持而又不失谦谨地迈着统一的步子，并肩而行。其实，我是被黄丽在暗暗的推着往公园里走的，一时间竟不知走了多远。一颗心却是那么七上八下，而又急不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