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员同志，阿拉好不好讲一讲？”是黄丽眼看我心浮气躁得罪了公安员，赶忙起身要求发言。男公安员眼看这位能用流利的上海标准乡音而又十分时髦、艳丽的女子要求发言，尽管仍在气头上，但出于职业上的敏感和法制的许可，便强忍住怒火，接受了黄丽的发言请求。黄丽抓住这有利时机，用地道的上海话，再一次阐述了关于她如何认识刘小云、也就是蔡小娟的经过，以及如何鼓动和支持把一场见义勇为的行为坚持下去，想进一步证明我陈柯的“清白”。接着她话锋一转，竟敢将公安员和胡明礼的某些用语，一股脑纳入她的“批评”之列。于是她更为严肃地说：“阿拉想纠正一下胡先生在发言中咯某些用语，譬如‘资产阶级’一词，引用的有点片面！难道讲凡是资产阶级都不拥护革命，都不接受改造吗？诚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打败了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大陆，是有历史为证，有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证。然而，民党内尚且有‘革命’与‘反动’咯分别，打败的是‘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中大多数是愿意接受‘改造’咯，然后冠以‘民族’二字，也是革命咯一分子……所谓资产阶级咯‘糖衣炮弹’，那是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咯‘资产阶级分子’咯花样与手段，是败类，但与整个这一阶层，似乎不能画等号，不能同日而语……再看，陈柯同志和阿拉俩，也才二十多岁，解放已经十周年，解放前，阿拉还都未成年，何况并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即或是，也说不上是‘资产阶级分子’，更讲不上‘反动’。今早，阿拉与伊巧遇，将剩余咯几只包、饺，让胡先生填饱了饥肠辘辘咯肚皮，竟成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这不成了天大咯笑话？阿拉看侬多少有点文化，不该昧着良心讲瞎话！”最后，她再一次自我毁誉，以“女朋友”和“未婚妻”的身份说：“以陈柯咯条件和身份，陈柯哪能会抛弃现有咯优越条件，去追求一个渺茫而又荒诞咯违法婚姻呢？再讲，阿拉身边这位李文同志，是从贫下中农家庭中走出来咯工人阶级一分子，也是阿拉排里厢主要干部之一，又都是‘知情人’和‘当事人’；实话讲吧，整个事体，是阿拉一手促成的，是出自一片不忘故旧、协助对方免受家庭暴力之心。如果侬要讲陈柯同志有罪，阿拉也是‘胁从者’，请公安严肃处理阿拉才对。何况这位老胡，也很了解阿拉当初咯心意，不过，伊是缄口不讲罢啦！如果老胡真要昧着良心颠倒黑白，要求啥依法办事，好咯，那就请公安给这位老胡一个交待喽！”

由于黄丽过激的言语，令李文有些不安！这时，她也感到形势不容她多想，再不出面据理力争，一旦激恼公安人员形成“依法拘留”或是“隔离审查”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她抓住机会，接着黄丽的话音，坦然而又真切地说：“我是一名基层共青团干部，也是我们新疆边城毛纺织厂、委托上海大华毛纺织厂七十多名代培人员的排务负责人之一，绝不是与陈柯同志有什么私人情感关系。在这里我要说的，也是我一直认为的，国家的法律是严肃的、神圣的，她保护人民，更为人民服务，包括尚未定性的‘自由人’。正如刚才黄丽同志说的，最初，我和她都是这一场‘游戏’的知情人和当事人，为了接受一位在‘婚姻’上的受害人和失败者——刘小云、也是蔡小娟的求助，我们也知道，必须通过法律方能解决的问题，朋友的义气或私人的情感，是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援助，仅局限于在不违法、不鲁莽行动的原则下，尽量给受害人多一些体贴的安慰，包括有限的经济援助，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对方离家出走，是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她第二次留条预约在‘白渡桥’相见。最初，我们以为对方忍受不了家庭暴力摧残，故而作‘诀别’的凶险，但又不知详情，我们还作了挽救的方案，拿出几个措施，进行反复论证，借以确保‘方案’万无一失。要问当初我们为什么没有向公安部门报案？试想，对方并没有说明有轻生或逃逸的念头，完全是我们单方面根据对方的情况，作一厢情愿的‘推理’，能起法律效应吗？如果盲目报警，结果事与愿违，这才是我们要负的‘违法’后果呢！事实也正如我们预料的，在我们准备好的、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一场约见中，对方才当着我们大伙的面，说出要暂别上海到外乡去另谋生路的念头。我们想，一个公民，在本国的国土范围内良性活动，作为朋友，我们怎能乱加阻止而干涉他人的生活自由呢？为了避免牵连，我们连她所去的地方也不便相问。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在集体的力量范围内进行，陈柯同志更没有超越集体进行单独活动过，这是事实！何况，我们每一次‘行动’后，都以排务和基层团组织的名义，向我们的直接领导新疆边城毛纺织厂驻沪办事处，用书面形式及时汇报。还有……”她说着，便从裤子的插袋里，掏出蔡小娟两次相约而写的“便条”，快步走到主审席前，递给那位男公安员，又迅速返回到原位上来，以一种凛凛不容侵犯的严肃态度，有力地说：“有如此人证、物证，为什么就不能证实我们的排长陈柯同志的清白呢？试问，曾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龙华寺严刑拷打妻子刘小云、也就是蔡小娟，而遭到龙华寺派出所拘留十日后释放回来，好像连家门也没来得及进的胡明礼先生的个人片面之言，就成为‘呈堂证供’，恐怕会有误导之嫌，也有碍法律的严肃和公正吧，请求执法的公安部门审慎处理！”

负责记录的那位女公安员，快速的记录完毕，停下笔来，带有一种赞同的神气，看一看李文，又转头看着她的同事、负责“主审”的男公安员，期待对方给这位姓李的女士一个满意的解答。而这位男公安员似乎也感到情况比较特殊，便盯向一旁仍在显得十分气愤的胡明礼，看看下一步会有什么反应。这个二胡眼看两位女士一发言，形势即将逆转，预感到对他不利，急得他腾地跳了起来，用手指着李文和黄丽坐的方向，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两个和姓陈的流氓是一伙的，存心隐瞒事实，编出这一派谎言来欺蒙政府。既然你们是知情人，又是送走我老婆的当事人，我没要求政府追查你们两个的罪责就算好事了。为什么就不肯说出我老婆的去向，这不是明摆着设下的骗局，有心要推卸责任，逃避政府的惩罚吗？”接着又是大吼大叫，捶胸顿足的叫苦连天！

那位主审的男公安员，从神色上看，似乎也感到这个二胡太偏急了，为了维护秩序，保持现场的安静，便用手指反扣着桌面，发出一阵“笃笃”的响声，阻止了二胡的喧闹！便反问李文：“胡明礼讲的也对咯，侬为啥不愿讲出伊咯妻子去向？”

“我们不是不愿讲出蔡小娟的去向！”李文十分坦诚地说：“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为了不想裹进这个不明不白又与我们毫无关联的是非之中。老实说，还是我们主动阻止蔡小娟说出她的去向和具体地址的。难道我们这么做，也是违法的吗？”

“你们隐瞒事实真相，拒不向政府如实回报，就是违法，就要追查你们的责任……”二胡抢在公安员的前头抢先发话，大有那不容分辩、一锤定音的神气劲。偏偏这位主审的男公安员、不理会他的建议，他似乎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方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这时，我也不能一再退让，让二胡抑或公安部门以为我妄想保全自己，把两位女同事推向前沿，为自己挡头阵。便依然挺胸站立起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曾问明蔡小娟的去向确是事实，前面有两位女同志已经如实陈述，这里我也不作重复。但是我要说的，倒想要问问胡明礼先生，你因严刑拷打妻子，而被拘留十天的刑期内，我们怎么向你沟通？再说，蔡小娟是个自由人，她要临时去个什么地方，莫说我们做朋友的无权干涉，就说你这个做丈夫的，在没有得到可靠的信息，证明她是负气出走，还是挟恨外逃时，也要及时请示公安的许可吗？那么，你这个家庭，以及你们的婚姻，不是维系在双方的情感基础上，动辄用公安的力量来控制、来维护，这能是个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婚姻吗？我想，作为执法的公安部门，也不会如此事无巨细的一揽子包到底吧？再说，作为旧日的故友蔡小娟同志要外出一时，我们也不能借用公安、借用法律来阻止一个公民人身自由，无端地汇报公安、出卖友情，除非我们的头脑有病。要不然，任何一个正常的、有头脑、有思维能力的人，绝不会做出这没有人情、缺乏人性的事情来的！”

就在这时，却见孔荻和费小曼身穿工作服，满头是汗地冲进了询问室。小孔手执一封信在好远就高高地举着，并且上气不接下气的大声说：“文姐……快……快……有你一封信……可能是那……那个蔡小娟寄来的……”随后费小曼也气喘吁吁地说：“门卫老王师傅说有文姐的一封信，我就明白是文姐的预见性很强，果真是那位蔡姐姐的来信。我们连工作服也没来得及换，和师傅打了一声招呼，就不顾一切的赶来了，深怕耽误了这边的大事！”

李文一见喜出望外！她无暇回答她们两个的话，便一把接过孔荻手中的信，迅速拆开，略一过目，为了抓紧时间，也来不得征求我和黄丽的意见，把信和信封快步递给那位主审的男公安员。那位男警官立即明白了什么，拿起信纸仔细阅读一遍，又迅速拿起刚才由李文递过去的两张蔡小娟亲笔写的“便条”一对照，便把这些又一起递给了身旁负责文字记录的女公安员，低声说：“笔迹一样，口气也是一个样！”接着，便面对气急败坏的二胡说：“胡明礼、等厢时，侬也可以看一看，是侬咯爱人笔迹吗？”

这时的二胡，也顾不得这里是执法的公安派出所，急步上前。他没有心思和那位女公安员要信看，而是抓过放在桌面上的那只信封，因为他也有点文化，一眼扫过了信封上的地址，又细看了发出地的“邮戳”和日期，确认是他老婆刘小云的亲笔，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蹦老高的，然后又向两位公安员深深地鞠了一躬，连声说：“多谢政府为我出力，终于查到了我老婆的去向。其实我心中非常有数，他姓陈的再坏，也不会拐骗我老婆，因为他已有了如花似玉的未婚妻，要拐骗我那个黄脸婆干什么。现在，我老婆的地址也有了，我也不向政府投诉他了，我要求自动撤诉，自动退出。”说罢，他又深深鞠了一躬，也不顾派出所的制度和规定，他拿着信封拔腿就往询问室外跑去。刚跑到门口，他又想起了什么，又急步回到李文和黄丽的身旁，望着这一白、一紫的两位女士，也深深地鞠了一躬，愧疚地说：“你们都是好人，我并非有眼无珠、不识好坏的人，只不过我找老婆心切，在语言上有不对的地方，请二位大姐多多原谅我这个粗人。”说罢，刚走两步又回来，神秘似地低声说：“我根本不想投诉他陈柯的，皆因为你们内部有人放水，几次要我向政府投诉，你们可要仔细了。”

就因为一封信，是信封上的地址暴露了刘小云——也就是蔡小娟的行踪，居然让这个寻妻心切的二胡，尽性说出了心里话后，不顾一切得离开了派出所。他走了……留给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正在审讯的两位公安人员一个大大的惊诧！

当大伙从惊诧中回过神来，觉得眼前的一幕，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孔荻性子急，她劈口就骂：“这个龟孙子唱的哪出戏？有老婆时往死里打老婆；老婆跑了，又火烧屁股满世界地找老婆，还红口白牙地栽赃、诬告。眼下一旦有了老婆的地址，官司不打了，状也不告了，撒腿就跑，兔子是他的灰孙子。世界上还就有人信他这种人的鬼话，真是有病！”

费小曼怕孔荻的话刺伤了公安人员，把事情闹到了不好收场，赶忙扯一下孔荻的工作服，低声说：“我的小姑奶奶，你就不能省两句，有话回去说？”她朝我看一眼，又笑对李文和黄丽说：“明儿是中秋节，听说职工食堂提前在今儿中午加餐。我们也该回去了。好在排长有惊无险，不妨抓紧时间研究一下，我们明儿如何过节倒是正事。想想看，一年就这么个团圆节吗！”

李文听了也就点点头，为了礼节，她还是遥对两位公安员和蔼地点点头，意思是：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就该走了。可是黄丽也是个任断不弯的脾气，她打个手势拦住了李文，用上海话对那位主审的男公安员说：“来嘛，阿拉是按侬咯指示来咯；走，也得听侬咯指示才能走。原告走了，将阿拉咯许多‘被告’撂下来咋办？”

这时，我也在想，是呀，既然原告二胡拿到了他老婆蔡小娟的信封地址走了，说明我这个“被告”也该自然撤销。于是，便来到主审的那位男公安员面前，也不想多讲什么，只是静静地等他的回答。其实，这位警官正在皱着眉头生闷气，也许是气这个“原告”二胡是个地道的痞子，一厢撤诉自动离场，置法制于儿戏，将派出所当成他寻找老婆的一项工具或手段。对于这样的痞子又能怎么样呢？关又不够关，罚又不够罚。也许，他也在气孔荻和黄丽的语言，大有咄咄逼人的气势！然而，这两位姑娘又是旁听的群众，代表“被告”一方发一两句牢骚，又能把她俩怎么样？看来，他很看重穿一身白色服饰的李文，从头到尾始终是彬彬有礼，就连据理力争时，也是那么平心静气、仪态可亲。现在，他又见我这个一直不顺眼的“被告”，是这么看似无声胜有声地站在面前，明是等他公安员的示下，实质是在看一场笑话，下面该是如何收场？然而，他毕竟是久经历练的公安人员，他一边顺手从负责记录的女公安员面前，拿起那两张便条和一张信纸递给我，一边仍用生硬的语气说：“侬咯事体并未完全消除，蔡小娟咯下落一日不明确，回不来，侬就要负一日咯责任。现在，侬可以走了，阿拉也可以随时随地去找侬，望侬做好思想准备，配合阿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