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孔荻的话说，自从那天早晨，以李文为首的“四剑客”舌战来大华厂寻衅闹事的二胡，又协助厂保卫科和工会领导，要把那个二胡扭送到附近公安派出所去，吓得刚被释放不久的瘪三二胡，连滚带爬地溜走了，大伙既为我高兴，我也放下了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总以为这样一来，就可安然无恙而高枕无忧了。但愿此后永不再有什么烦恼！

一晃几天过去了。今天是周一，同志们正在高高兴兴地到厂里去上班。我和张扬是一对扯不开、割不断的搭档，因为既是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师兄弟，又是肝胆相照、同仇敌忾的好同志、好朋友。然而，我俩之间真的是无话不说也不可能，再好的同志加兄弟，私下里总会有一些个人的隐私不便交谈。例如，在男女之间的交友方面，尤其是我和黄丽的“友爱”到了什么程度，仅凭张扬日常从外表观察，只知道一些表面上的往来，加上他个人多方面的猜测，认为“交往亲密”、“行动诡秘”，与一般的男女之间相处不太相同。正如黄丽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二胡争论时所说的“未婚夫妇”也不尽相似！其实，包括张扬在内，大伙都知道，这是黄丽为了救我而不惜“毁誉”，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根据黄丽的性格和水平，绝不可能肤浅到如此程度，无非是为了一致对外的一种应急手段罢了。尽管张扬有时对我也旁敲侧击、追根穷源而絮絮叨叨，我也不敢把真正的内情稍加透露。例如，几次苏州河边相依相伴的秘密散步、人民公园紫藤架下近距离午寐、外滩灯火辉煌中的心心相印与诗情画意、城隍庙购物定“情”、静安寺路边袖珍式公园惶恐中的“初吻”，以及白渡桥上、下弦月下那种任性与缠绵……哪一件能与之泄露的？然而，尽管以上种种，对我来说，都是局限在“兄妹”之情的大前提下，用黄丽的话来说，是不可超越“雷池”半步的“矫情”而已。但是，张扬也不是个低能儿，凭他的想象和判断，也知道我和黄丽之间绝对不是一般的友情，内中一定含有重大的秘密。因为我们俩是师兄弟，故而处处对我留有余地，不作过多的计较罢了。如果过于认真，就不成其为亲如手足的师兄弟了！

今早，我和张扬到班不久，正和袁平他们三个一边拆洗“洗毛机槽”上的齿耙，一边密探在星期日的活动中，相互有什么“奇遇”和心得时，突然间，见厂保卫科的小曹干事，来到我们保全组，要找组长大黄师傅谈话。可巧大黄师傅和韦师傅都被老黄师傅传到厂技术科谈工作去了，老姜师傅虽然在岗，但他是一位除了工作从不过问“天下事”的人，小曹干事也无心情去找他攀谈，只是朝着我愣愣地看了一眼，便无可奈何地对袁平说：“侬是伊咯师兄，完全可以代表师傅执行公务！阿拉是受领导的指派，通知侬保全组代培生陈柯，到保卫科去一趟，有人要找伊谈话。”他也不等袁平回话，便又转身对我说：“侬请吧！”

我的脑子一个急转，估计厂保卫科有人找我谈话，莫不是关于那个二胡的事？要不然，有什么问题能惊动保卫科？再说，这位小曹干事，我和他在工作上虽然没有正面打过交道，但相互是认识的，因为我是七十多名代培生的排长，经常和工会、共青团委有诸多联系，保卫科又相距不远，双方经常碰面，所以熟悉。然而，今天这位小曹干事态度却不同于往常，往常见面时尽管语言不多，但也能相视一笑，都是年轻人，常言说得好，“人到何处不相逢？”不知何故，今天他见到我时，却以互不相识的神态，一种公事公办的表情，生硬地要我立即跟他走。我心中有数了，哪怕不是关于二胡的事，也必定有重大事故等着我，这是保卫科传讯我来了。

这时，反应最快的是小胖子张扬，他慌忙面对小曹干事问：“保卫科喊我们陈排长去干什么？我们和保卫科没有工作上的联系。”

“侬没啥联系，不等于侬咯排长没联系，侬就安身学习侬咯事体罢啦！”小曹干事的两句话，把个张扬问趴了！倒是大师兄袁平强开笑颜问小曹：“到底发生啥事体？”看来，小曹干事很买袁平的帐，他不想把这位全厂有名的摔跤手、不是团干部却在全厂青年中一呼百应的真正“首领”搞恼了！也就笑笑说：“阿拉例行公事，等一等再详细告诉侬。”

我心中有数了，看来，保卫科这一趟，我不去是不行的了！平常，我尚能自信，判断力还算可以；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却变成个胸无主见、不知所措的“懦夫”！在这种场合，我又能和这位板着政治面孔的小曹说什么呢？只是无可奈何的朝张扬看一看，那种无助的、莫名之感，全都写在我的脸上。我又看一看袁平和庄、常他们，虽然相交才四个来月，竟然像相知已久的故交；尤其在眼前这个特殊的时刻，有执法权威的保卫科传讯，我竟像等待判刑的“囚犯”，是那么对自由渴望、对友情难舍，勉强随着这位小曹干事，忧心忡忡离去时，偶然间，瞥见老实巴交的老姜师傅，正在运转着的洗毛机旁，手执一把细小的钉锤，就像铁路上的检修员，敲打着车轮和钢轨似的在“叮当”作响。但从他的形态上看，老人家一直在注视着我们这边的情况，好像小曹干事来喊我，已是在他意料中的事，他不敢、也无力干预我的事情，他那久经劫难的身心，不堪负荷本身以外的酸心事，唯有远远的凝视着我，无可奈何的点一点头，表示他的同情和祝愿，愿我无关大碍，即早归来。猛然，我见张扬像疯了似的，丢下手中的活计，也无暇和袁平他们打招呼，赶在小曹干事和我的前头，飞也似的跑出车间，消失在过道里不知何往！我无心再想什么，只好埋头跟在小曹的身后，向厂保卫科走去。我预感到这次保卫科之行，似乎是决定我未来一切的关键；若能平安无险的闯过这一关，就是我陈柯再一次绝处逢生。

保卫科是在厂办公室的隔壁，离工会和共青团委近在咫尺。我常来工会和共青团委办事情，就是从未进过“保卫科”的门。原因是我们代培人员从未发生过斗殴、失窃等事件，无需和保卫科联系；何况保卫科是一级执法机构，比较严肃、带有几分“衙门”气息的司法处所，无论是正常人还是有问题的人，总是那么习惯地敬而远之，不想与其多接近。也难怪，保卫科的干部们是职业病的关系吧，对于一些人和事，总是习惯的站在“对立面”，或者是居高临下地审视一切，很少以平等的、人性化的角度去审时度势。譬如，眼前的小曹干事，平常与人处事，也许是新手的关系，还能比较和风细语地平等待人，偶然相见，也不失为“朋友”相处；一旦遇有什么事故，他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一眨眼便冰冷如铁而六亲不认。但不知到了事后，一切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他那张易变得“政治脸”，还能相处如初吗？反过来说，当初他小曹要不是分配在那见人高一等的保卫科，如今，他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形势不容我多想，当我跟着小曹干事默默地跨进常见而又陌生的保卫科时，在用着会客室的那一间里，正面的双人靠背椅上，端坐着一男一女两名装束严整的公安人员，用严肃而犀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小曹干事眼见他的任务已经完成，正想抽身走开，被那位男公安员一伸手拦住，用一口上海人的普通话说：“科长既然不在家，就请侬坐下来听一听好罢啦。”小曹也就坦然坐下，又朝我斜乜了一眼，显得那么春风得意！

也许是我走上社会以来，一路上委屈惯了的缘故，看了眼前的情形，想“自尊”一时也自尊不起来。加之有蔡小娟和二胡的那件事，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要是这两位公安员真的是为二胡的事而来，我仅是一个人、一张嘴，无凭无证的，恐怕一时难以说清，故而拘谨地站在一旁，天生的一副被审者的尴尬相，完全没有了像李文和黄丽她们所说的那种“自信”和“潇洒”。那位男公安员摆一摆手，要我先坐下来。我也就顺从的挨身坐在他们的对面，似乎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一张方凳子上，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们。

“侬是陈柯？”男公安员例行公事的问了一声，我也随口应了，“审问”就算开始。而那位女公安员整顿好纸和笔，做出记录的架势来，一切是那么自然流畅。这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犯法了吗？

“原籍是哪里？”对方完全以审讯的口吻，是那么咄咄逼人！

“江苏宝应县。”我也只好以被审者的口气回答。此时此刻，我又能作何辩解？

“年龄？”

“虚齡二十六岁。”

“知道阿拉找侬讲话的目的吗？”对方见我摇摇头一副茫然的神情回答不知道时，便改用较为缓和的口吻说：“有个叫胡明礼的人，告侬拐骗妇女。不过，阿拉刚才走访厂工会和共青团委，对侬个情况大致有点了解。原打算要侬随阿拉到所里去，现在临时改变了决定，阿拉还需要进一步落实情况。侬有啥看法，包括对那个胡明礼家庭的事件经过，不妨先讲一讲，有助于阿拉情况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希望侬好好合作。”

我的心从悬空中放了下来。果真是那个二胡从中继续作祟。听了对方的口气，知道他们通过厂工会和共青团委的了解，对我有了另一种看法，故而没把我一下子推向敌对面。我瞄了一眼坐在不远处的小曹干事，他也像服了什么灵丹妙药，把他那张多变的“政治脸”及时治愈过来，略带微笑地望着我，似乎也在鼓励我把情况说清楚。

是呀，这叫我一时从何说起呢？若要从当年苏北老家说起来，故事显得太长了，不仅时间不允许，这两位公安人员也不会有耐心能听下去。情急之下，我只好从那天李文如何接过自称“表妹”刘小云的一封信开始，当天晚上就伙同好友黄丽如何上门拜访、如何与改了名的故友蔡小娟三个人摸黑长谈，包括好友黄丽临别时的“资助”；接着，如何又在城隍庙的晚上二次巧遇刘小云；再后来，又如何在龙华寺郊游时三次相遇，众女生如何及时解救被她丈夫胡明礼严刑虐待的刘小云，以及李文二次资助；几天后，李文再一次接过以蔡小娟的名义约会在白渡桥告别……我原原本本地叙说了一遍。负责记录的那位女公安员埋头快速记录，看样子，她那高超的速记技能，既流畅、又轻松，我叙说完了，她也停下笔来，表示记录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