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南下作战的胜利，使敌人着了慌，有力地配合了江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既要进剿江西苏区，又怕长江北岸红军的继续进攻，顾此失彼，难以应付，迫使原拟去江西的部队也暂时停止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妄图采取“反奸计”手段，破坏红军。这一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利用蒋少发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给党派到商光起义的部队当师长的周伟雄下书，搞反奸计。这封信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写的，诡称：“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表示欢迎周伟雄带部队去投蒋，定将受到优厚待遇，假意叫周伟雄在x月x日把部队带到武汉投蒋，在那里扯起青天白日旗为标记，还说蒋校长任命周伟雄为军长，赏洋十万元等等。

周伟雄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将信和送信人送到徐向前同志处，徐向前同志认为，周伟雄同志的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红军。徐向前同志将信和送信人送到分局，把自己的意见也说得很清楚。

这时，张国焘已经在红军中开始了所谓的肃反运动，他见到信和人以后，以为有了根据，便叫何特派员对送信的特务严刑逼问，有下面的一段对话：

问：你来干什么

答：我来找周伟雄，勾结他。

问：红军里除他，尚有何人

答：彭飞。

问：暴动时到底哪个当领导呢

答：周伟雄是第一领袖，彭飞是第二领袖。

问：蒋介石给周伟雄什么名义

答：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军长，归中央（南京）直辖。

问：给彭飞什么名义

答：彭的事由周伟雄负责。

闯：你这次回去，蒋许你升什么官

答：我这次成功后，当然有官升。

分局的何特派员把这次审讯记录送给张国焘，张国焘非常重视，便又和何特派员一齐进一步进行逼供、诱供，制造出周伟雄等人要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反革命计划”，并诬蔑红军南下行动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这时，张国焘又接到了徐向前从前方送来的改变行动计划的报告，立即回信批评红军改变东进计划是“违反分局命令”，是放弃了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等等。并严令红军立即回师北上。这事，徐向前同志估计会招麻烦，于八月二十日向中央写了个报告，申明南下行动的必要性。信中明确指出：

“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薪、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傲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到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缩在根据地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

这封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的信，送到分局后，张国焘气势汹汹，立即给红军领导写信，扣上了一连串的罪名：说什么红军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说什么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说什么太湖地区无重兵，敌人是惊弓之鸟，红军可乘英山之胜直下安庆，而出黄、广、武则遇夏梦石部，该敌较强，且我以长途进军击敌，纵敌势弱，亦较潜、太难攻；说什么解决经济问题是这次红军南下的中心原因。不以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为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总之，红军的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红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最后令红军见信后火速率部北上根据地，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九月初，红军才收到张国焘的信。当即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在那里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大家当然不同意张的指责。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红军南下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应继续留在现地，开展英、蕲、黄、广等地的工作，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三次“围剿”的行动，减轻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红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上，群情激愤，通过声明书，并决定派人向分局陈述意见。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结果，给张国焘抓住了把柄。红军北上到麻埠，张国焘就在红军中开始了“肃反”。

这一天，楚汉华、张琢、许其朋带领部队走到商光以西的余家集，楚汉华一眼看到徐向前同志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他赶紧跑过去，敬了个礼，说：

“有什么任务吗”

徐向前同志脸色严肃，看上去好像心事很沉重，只是声音不大的说了一句：

“我是来看部队行进的。”

他们正在说话，忽然，后面紧急传令：

“部队向右靠，部队向右靠！”

“谁来了”战士们嘁嘁喳喳，纷纷向右边闪，这时只见几副担保，急急忙忙过来，擦着他们身边走了过去。担架上面还蒙着白布。

徐向前同志一看，着了急，问：

“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

抬担架的人，回答说：

“没有谁负伤，那是周伟雄、彭飞几个反革命，被逮捕了。”

楚汉华这时也认出来了，担架上抬的人都被绑在担架上，脸上伤痕累累，身上露出血迹。周伟雄同志脸色阴沉，毫无表情。彭飞同志还向楚汉华眨眨眼，扭了扭头。楚汉华当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心里想不通，周伟雄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北伐战争时期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作战身先士卒，指挥果断、灵活、不怕死。在军队中，他并没有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势力，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私人工具，也没有发现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勾搭，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彭飞打仗很勇敢，人也聪明，是员战将，他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他们犯了什么罪楚汉华惊奇地望着从身边走过的担架，对徐向前同志说：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是反革命！”

这时，徐向前同志也是大吃一惊，因为事先他一点也不知道。按照那时的规顶，“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委。捕人，政委有这个权利，相反，别人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一点也不告诉徐向前同志，徐向前同志很生气，说：

“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我问他们去。”

徐向前同志追他们去了。

楚汉华便又回到部队中来，和部队一起向前行进。但是，这一路上，他的思想很乱，没精打采的走着路，全团同志看到团长是这个样子，个个的思想更乱。

部队到达新集之后，紧接着从机关到连队，接二连三地一批又一批地抓人，使人们惶惶不安。九月底部队移驻白雀园地区，这时张国焘亲自坐镇，指挥红军的“肃反”。他把党内斗争、思想问题同肃反问题混淆在一起，对广大干部进行无情地打击，残酷的斗争。他荒谬地提出了“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苏维埃”的口号。还说“要在两条路线（反右与反左）的斗争中贯彻‘肃反’，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发现反革命的线索”。

这天下午，张国焘在白雀园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公审大会“审判”周伟雄、彭飞等同志。被“审判”的人也是用担架抬着去的。楚汉华也被指名去参加大会。

会场上的气愤很紧张。

张国焘一看担架抬来了人，立即站起来，高声地吼喊道：

“周伟雄，你是反革命，招不招”

“我没有什么好招的。”周伟雄毫不示弱地说：“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

张国焘知道再问也问不出来，他也不敢再问，便又向彭飞吼喊起来：

“彭飞，你也是反革命！”

“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彭飞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

多么坚定，多么坚决。

张国焘的所谓公审大会。实际上成了宣判大会，会上张国焘蛊惑人心地讲了一通周伟雄、彭飞等同志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借此煽动部队进一步扩大“肃反”。

就在这天的黄昏时刻，年仅三十岁的周伟雄和年仅二十四岁的彭飞被杀害了。